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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為何說“我當總理16年了,有兩件事交不了賬”

作者:甘肅環評信息來源:人民網時間:2018-05-03瀏覽次數:476次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其睿智和機敏的判斷力開始論及環境問題,并在彼此的通信中交換有關環境和生態問題的看法。馬克思高度贊揚18世紀唯物主義者關于人與環境關系的合理思想,而且從哲學高度強調了人類生命活動、生產實踐對環境的直接依賴、強調了人對自然環境積極能動的改造作用,甚至把自然界形象地比喻成人的無機身體。可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是將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問題看成是符合人類發展長遠利益的崇高事業。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和科技起步晚、底子薄,民眾的科技意識還較落后,環境觀念更是處于樸素狀態,但作為偉大政治家和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周恩來,卻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較早地把環境問題當作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長遠大計來看待。周恩來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環境問題的科學理論,并且在指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自覺貫徹和實踐了保護環境、造福人類的指導思想,為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搖籃。江河水系是古代農業文明乃至現代社會生活所依托的最為重要的自然條件,同時水患也是危害人類最嚴重的天災之一,治理水患、防止水土流失,是改善環境和保護環境的重要內容。周恩來在建國后幾十年如一日,始終關心祖國的治水工程,關心祖國的水利事業。從北京的密云水庫、天津的海河,到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甚至還有許多跨國流域的水利工程,到處都留下過周恩來的身影,到處都傾注了周恩來的心血。

 

  早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派主持起草的《共同綱領》中就有重視治水的條款,其中第34條為“應注意興修水利,防洪防旱”;第36條則有“疏竣河流、推廣水運”的內容。新中國建立伊始,周恩來就組織有關方面的干部和專家,緊張地投入治理淮河、海河以及荊江分洪的工作中。1951年,在第67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就治水問題作了總結性發言,他指出,中國歷史上并非沒有治水的理論,只是那些理論,對今天情況來說,是遠不夠的,是要予以提高的。水可以灌溉、航行,還可用以發電。治水為了用水,從現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為主;從現在的防洪防汛,減少災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達到用水之目的。同年8月,在第98次政務會議討論農業和抗災問題時,周恩來又指出:“在未經過大造林、大水利等工作之前,水旱災害是難以避免的。中國這樣大,發展又不平衡,有些地方人多地少,有些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水量多,有些地方水量少。要改變這種情況,要完全擺脫自然災害,必須經過長期斗爭才行。”他還要求當時的中財委在今后的工作中對農林、水利等部門的工作加強領導。

 

  在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總結和論述,他深有遠見地指出:“今后必須積極從流域規劃入手,采取治標治本結合、防洪排澇并重的方針,繼續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同時積極興辦農田水利,以逐漸減免各種水旱災害,保證農業生產的增長。”

 

  1956年6月,周恩來參觀了北京的規劃模型展覽并聽取了有關方面的匯報,北京的用水引水問題引起了他的特別注意。北京的官廳水庫、密云水庫、懷柔水庫以及十三陵水庫等,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規劃并建成的。1958年夏季,周恩來先后三次同黨政機關的領導們一起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并先后六次去密云水庫視察工作。1959年8月,潮白河流域發生特大暴雨,密云水庫工地情況緊急,這時正在廬山參加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的周恩來幾乎每天都從廬山打來電話,鼓勵水庫工地人員戰勝洪水,確保施工安全。

 

  60年代初,毛澤東發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號召。周恩來多次召開有關會議,親自審定了根治海河的第一期規劃,并領導組織實施。1965年,華北大旱。1966年2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京、冀、魯、豫、晉、陜、遼、內蒙古等八省、市、區的抗旱會議,鼓勵大家變壓力為動力,把抗旱作為一個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的長期任務,以扭轉南糧北調的局面。會議后,組成了八個抗旱工作組,日理萬機的周恩來親自兼任河北省抗旱組組長,還指定了另外幾位副總理和有關領導分別擔任其他各省、市、區的抗旱工作組組長。“文革”期間,周恩來還克服各種阻力,使海河流域的治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震后第二天,周恩來就在余震不斷的情況下,趕赴災區慰問,同時還視察了漳河上的岳城水庫,周恩來指出:水庫要注意綜合利用,不僅要考慮防洪還要變水害為水利,積極發展灌溉。

 

  黃河被中華民族尊為母親河,同時它又是一條憂患之河、難治之河。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就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在黃河問題上展開過針鋒相對的斗爭,粉碎了蔣介石以水代兵的所謂“黃河戰略”,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為中國共產黨爭取了有利條件,而且也保護了黃泛區人民的切身利益。解放后,周恩來對治黃問題極其關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治理黃河問題被列入重點項目。第一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國務院《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報告》得到審察批準,報告中強調:“三門峽工程對于防止黃河下游洪水災害有決定性作用”。會后,周恩來領導了這一工程機構的組建工作,專門成立了三門峽工程局。

 

  1957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興建了。1958年,周恩來親臨工地視察并召開了各方面領導和專家參加的現場會,他認為,三門峽工程的興建只是根治黃河的開始,并進一步指出,“將三門峽作為一個特定問題來開展討論和爭論,來更好地解決根治水害、發展水利的問題,就可以推廣到其他的流域,對海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遼河等等,總有好處。”周恩來心系黃河,并始終把治黃問題放到全局性和變害為利的高度來看待。1964年,在北京主持治理黃河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總的戰略性方針:“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于生產的河。”1958年,黃河又一次發生特大洪水,鄭州黃河鐵橋都被沖斷了,周恩來趕到現場冒雨視察災情,組織各方面兩百多萬人上堤抗洪,并在關鍵時刻果斷決定,不開分洪區,使一百多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免受了損失。

 

  從50年代起,周恩來曾多次視察黃河流域的情況,并三上三門峽,即使是在“文革”期間那樣嚴峻的形勢下,他還十分關注三門峽以及黃河上游劉家峽水電工程的情況。周恩來還曾提議讓清華大學水利系的師生們到三門峽去深入實踐,參與研究三門峽工程的改造問題。后來,周恩來身患重病住院后,在醫院中還多次詢問三門峽工程改建后的效果,擔心三門峽水庫的淤積問題是不是真的解決了。

 

  應該說,新中國的水利工作各個階段的方針任務都離不開周恩來的指導和部署,許多江河的治理和大型水電工程都離不開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作為中國第一大河的長江的治理工作就更是掛在周恩來的心上,從50年代初的荊江分洪工程,到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從對三峽水利工程可行性的細致考察,到70年代初精心籌劃并實施的葛洲壩工程;從南水北調計劃,到全流域的水土保持及污染的防治,二十多年的建設歷程,處處都能看到周恩來的大膽謀略和細致工作。周恩來親自實踐了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的許多宏偉設想,為社會主義中國日后的繁榮和全面發展做了許多奠基性的工作。

 

  二

 

  1966年2月,在全國林業工作會議之前,周恩來非常沉重地對林業部負責同志說:我當總理16年了,有兩件事交不了賬,一是黃河、 一是林業。這句話體現了周恩來對中國水土保持和綠化造林事業的強烈的責任感,也體現了這項工作所擔負的沉重的歷史使命。

 

  作為一個大陸性氣候和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國森林和植被的覆蓋率是相當低的。舊中國的落后和自然環境的惡劣,曾十分明顯地表現在水土流失嚴重和林業事業的凋敝上。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周恩來在抓水利建設的同時對水土保持和植樹造林工作予以極大的關注。周恩來多次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壞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關鍵性原因。中國的森林覆蓋率還很低,和世界上許多森林國家相比還差得很遠。1951年9月7日,周恩來在第101次政務會議上強調了造林、護林的重要性,并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兩句話要寫得適當才行,不然一旦“靠山吃山”把樹木砍光了,災害就降臨了。

 

  1952年12月26日,周恩來審閱簽發了《政務院關于發動群眾繼續開展防旱、抗旱運動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文中指出:“首先應在山區丘陵和高原地帶有計劃地封山、造林、種草和禁開陡坡,以涵蓄水流和鞏固表土,同時應推行先進的耕種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種植和牧草輪作等方法,期使降落的雨水盡量就地滲入,緩和下流,不致形成沖刷的流勢和流量。”1955年在視察官廳水庫時,周恩來講了庫區林業建設對發揮水庫工程效益的重要性,他還向有關管理部門的同志指示,要充分利用水土資源,使水里有魚,山上有樹。

 

  回顧過去,周恩來在許多重要場合都十分中肯地講到過植樹造林的重要性。他認為,森林植被的破壞和減少,不僅是造成許多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而且是造成沙化的根源。當年埃及的尼羅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繁榮的地區之一,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但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尤其是破壞了森林植被,后來變成了沙漠。我國西北的許多地方如敦煌一帶,恐怕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周恩來不止一次地指出,古老文化的負面影響之一是破壞了森林資源,這是對大自然的損傷。中國有林的山只有10%左右,好多山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設,不知保護森林,后代子孫深受其害。文化越古,不知保護,樹木越少。我去過的地方,如從尼羅河經過中東,中亞細亞到中國這片都如此。“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

 

  1957年1月,水利部在會同林業部、中國科學院以及西北各省、自治區的有關力量調查討論的基礎上,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召開黃河流域水土保持會議的報告》,周恩來逐句地審閱修改了這一報告,并指示:“過去幾年來,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存在著農業、林業和水利方面的綜合措施和配合不夠的現象,希望你們研究解決。”三門峽水利工程開工后,周恩來在多次視察過程中,對黃河沿岸的干部群眾都深入細致地講了植樹造林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鼓勵人們多種樹、種好樹,周恩來認為水土保持要同保土耕作結合起來,只搞工程措施不搞植物措施是不行的。為解決西北黃土高原地廣人稀地區的植樹造林問題,他親自批準配備飛機,進行飛播造林和種草。

 

  60年代初,中國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周恩來在視察各地工作時仍不忘提醒大家造林、護林的重要意義。1960年,周恩來在海南島視察工作時指出,搞開發建設一定要配合以森林保護和植樹造林,毀掉森林的地方臺風一來就會造成很大損失。1960年4月,在出訪南亞國家的間隙,周恩來回到貴陽,與貴州省的領導同志談建設問題時曾說,貴州要保護好自己的資源優勢,要做好蓄水造林工作,并對貴州一些地區樹林砍伐過量深表不安。1961年和1962年,周恩來先后到過廣西和云南的西雙版納以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地,在不同場合他都談到了植樹造林的重要性和忽視造林所帶來的弊端。1975年,黨的十屆二中全會期間,周恩來還特意找來延邊自治州的負責同志,詢問13年前所視察過的龍井附近的帽兒山的綠化情況。

 

  “文革”前夕,周恩來接見了來京出席全國林業工作會議西北各省的林業廳局長以及西北林業建設兵團的代表,會見時他心情沉重地說:“16年來,全國砍多于造,是虧了。20世紀還剩下三十幾年,再虧下去不得了。”“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針對西北地區的特殊條件他指出:“西北黃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勞大功小,要很好總結經驗。”“西北地區造林要集中在黃河泥沙主要來源地區,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資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要求西北地區成立一個統管農林和水土保持的領導小組,協調好各方面的工作,他語重心長地說:“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總得堅持到21世紀。”


  三

 

  60年代,世界上不少國家已把環境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對由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諸如大氣、水質、噪聲以及固體廢棄物的污染采取措施,進行治理。中國在“左”的政治氣氛影響下,環境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還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兩次生態環境的大破壞。

 

  70年代初,中國的環境狀況已經日益惡化,一些工業集中地區環境污染嚴重,直接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這時,有關環境污染的兩件事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一是大連海灣發生嚴重污染,昔日蔚藍的海水變成一片黑色,5000多畝貝類灘因工業污染荒廢。海參、貝類、艦子等珍貴海產品損失慘重。港口淤塞,堤壩腐蝕損壞。第二件事是北京的市民反映市場上出售的淡水魚有異味,經查明是因水質污染所造成的。此時,周恩來更加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環境問題的緊迫性。在70年代初,他接連作出了許多有關中國發展環境科學研究和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指示,并親自部署及參與了許多有關工作。他利用出席各種會議,會見各界人士以及審閱文件、處理問題和去各地視察等多種機會,一再強調環境保護的重大意義。

 

  1970年12月,周恩來了解到一位日本公害問題專家正在我國訪問,他馬上要求國家計委組織有關方面人員召開座談會,請日本專家講課,會后還關切地詢問會議效果。1971年4月5日,周恩來在談話中提到:在經濟建設中的廢水、廢氣、廢渣不解決,就會成為公害。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英國公害很嚴重。我們要認識到經濟發展中會遇到這個問題,要采取措施解決。僅在1972年2月間,周恩來在各種場合談話中,就曾七次提到了環境保護問題。1972年9月8日,周恩來邀集國家計委和各省、市、區同志匯報情況時對治理“三廢”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周恩來說:“資本主義國家解決不了工業污染的公害,是因為他們的私有制,生產的無政府和追逐更大利潤,我們一定能夠解決工業污染,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1973年,周恩來在接見一個外國經濟代表團時指出,我們的外援工程,“要注意做好環境工作,保證不使土地、河流和空氣遭到污染”,并指出:“如果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把這個優越性表現出來,那我們算什么社會主義國家?”

 

  周恩來從中國地理的實際情況出發,強調中國的地形和美國、蘇聯不同,是西高東低,江河的淡水東流,把肥沃的土壤帶進了江河大海,這對發展水利有利,但下游一定要處理好工業污水問題,一定要注意保護好水產資源。1970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接見國家計委地質局會議全體代表時,對上海代表談到煉油廠的廢油、廢氣、廢水的處理問題,談到黃浦江和蘇州河的污染情況,并指出,搞工業不能給人民生活帶來不利。

 

  1972年7月,周恩來在從昆明去溫泉的途中,望著滇池岸邊噴吐濃煙的工廠,對云南省的同志說:昆明海拔這么高,滇池是掌上明珠,你們一定要保護好。發展工業要注意保護環境,不然污染了滇池,就會影響昆明市的建設。杭州的西湖是周恩來多次陪同外賓游覽的地方,他對這里的水質和風景都十分關心,曾指示西湖養魚不能影響荷花。1973年,周恩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游覽西湖時,看到機動船尾漂散的油花時,對浙江省的同志說:“現在世界上許多著名的風景湖區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魚類絕跡,再不能游覽觀賞。我們的西湖不能污染,要給我們的后代,給子子孫孫留下一個風景如畫的西湖,讓更多的外賓能到這湖光山色之中一飽眼福。要少用游艇多用木槳船,這樣既能使游者增添游興,也可避免湖水污染。當得知已在試用電瓶船時,周恩來非常高興。

 

  周恩來還非常關心北京的環境保護問題。1970年以后,周恩來先后作了十幾次有關搞好北京地區環境保護的具體指示,反復叮囑大家,“要為后代著想”,“絕對不做貽害子孫后代的事”,“要把首都搞成一個清潔的城市”。1970年6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發出5周年之際,周恩來指出,毛主席講“預防為主”,要包括空氣和水,如果污水、污氣解決了,人民的身體健康了,就什么財富都可以創造,這是多大的財富。1971年10月9日,周恩來陪同外賓參觀北京石油化工總廠時,接連五次要求各級領導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工人健康的黃煙。外賓離開后,他仍留在現場和有關人員談污水處理問題。1972年初,周恩來還與北京市的領導一起登上北京飯店的樓頂,觀望北京城,只見煙囪林立,北京的上空黑煙滾滾。周恩來見狀憂心忡忡,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的污染不比國外輕。而在此前后,周總理還曾對有關 負責同志說過:“要以世界公害為鏡,看到我們自己存在的環境問題。”1972年11月,七十多歲高齡的周恩來又拖著重病的身軀,在冬日的寒風中登上了北海公園的白塔,在白塔平臺上俯瞰北京的市容,了解北京市的消煙除塵情況,當場對有關人員指示,要把首都的環境保護工作搞好。

 

  周恩來在多年的領導工作中,一直關心著各方面的環境保護事業,重視對“三廢”的回收治理和綜合利用,強調搞工業不能給人民生活帶來危害。1975年3月,剛剛作完手術的周恩來,就把有關方面的負責人請來談云南錫礦工人的肺癌問題,使在場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動。在對自然環境的科學研究方面,他還曾對地質工作者指示,要把區域地質調查、地球物理探礦、地質實驗工作、工程地質等各方面的工作都重視起來,也就是要解決好“環境地質”這個新的研究課題。

 

  四

 

  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即將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關保護環境的全球會議。在當時中國非常封閉的情況下,周恩來遠見卓識,決定組成30人的代表團參加這一世界性會議。周恩來指示:“要通過這次會議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和各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狀況和各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并以此作為鏡子,認識中國的環境問題。”

 

  為參加聯合國首屆人類與環境會議,中國政府要按規定提交一份報告。周恩來在審閱報告草稿時,發現其中大講中國取得的建設成就,而對公害、污染問題卻只字未提。閱后,他對起草人嚴肅地說:“還是實事求是嘛!我們也有環境問題,不好回避。西方環境不像你們講得那么差,我們這里也沒有這么好,污染到處都有,一些地區很嚴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煙。不能只把公害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頑癥。”周恩來不但對文件草稿提出具體意見,還親自提筆修改。于是,在中國代表團提交大會的文件中,增加了“中國也存在環境問題”一節。中國代表團對將由會議發表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宣言》草案提出10條修改意見,結果有3條寫進了宣言,另外7條中的許多觀點也被《宣言》的一些條款吸收進去了。在這次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了得到周恩來贊許的有關環保的32字方針,即“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這32字方針受到了許多與會國家的贊賞。

 

  人類環境會議后,中國環境問題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周恩來明確表示:對環境問題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應當把它提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在周恩來的提議下,中國派出了城市建設考察小組到國外去考察。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會議全面研究了有關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制定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從此,中國第一部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法規誕生了,其中就確定了曾經得到周恩來贊許的“32字”為我國環境保護的方針。另外,有關全面規劃、工業合理布局、改善老城市環境、綜合利用、土壤和植物的保護、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樹造林、環境監測、環境科學研究和宣傳教育、環境保護投資和設備等十幾個方面的問題也有了具體的規定。周恩來在患病住院期間,仍一直關注著環境保護工作,多次作指示。他認為環境保護工作始終應該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應搞好工業、農業、林業、水產、交通、衛生、城建、氣象、海洋、地質等各個方面的協調工作。1974年國務院決定設立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全面安排并監督實施。

 

  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之后,中國的環保事業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在周恩來的多次指示和關懷下,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建立環境保護機構、環境監測機構和環境科學研究機構。有關環境保護的法規先后出臺,如《森林采伐更新規程》(1973年)、《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197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暫行規定》(1974年)、《食品衛生標準》(1974年)等等。也就是從這時起,一批國外先進的環境監測儀器設備引進國門。官廳水庫的水質污染、包頭鋼鐵廠的煙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連北京的垃圾桶都開始重新設計和設置。

 

  今天,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在世界環境問題和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尖銳之時,重溫多年前周恩來這位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奠基人的有關中國環境問題的論述與實踐,更感到彌足珍貴,周恩來對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傾注的心血,對中國環境保護事業及其他各項事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真正是“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本期編輯:蔡麗娜)

(新聞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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